新时期以来，我国的学术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，文学史研究也越来越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象。“重写文学史”不再是一句令人振奋的宣言或口号，而成为许多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，并由此产生了不少富有新意的文学史著作。他们不约而同摒弃了那些陈旧僵化的模式，致力于体例与写法的双重突破：既鲜明准确地把握住整个文学发展的神秘脉胳，又深深切入每个作家纷繁复杂的精神内部，同时力求在表达上文采斐然。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毕竟是文学，它理应拥有类似于文学的荡人心魄的魔力。
由任子峰和王立新主编的《欧美文学史传》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），就是其中一部有份量的著作
编写者在文学史体例方面的大胆尝试令人耳目一新。我认为，这也许和他们对多年来已成模式的文学史写作的不满有关。本来，文学是人类精神自由的象征，对文学史的研究也不该陷入极其狭窄、极其单调的模式。这种模式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它常常把异常复杂的文学现象，归结到时代背景、社会意识、历史状况等笼统的“大概念”之下，进行简单化的阐述。因而不能具体地、细致地、贴切地深入到每个作家独一无二的创造中。《欧美文学史传》抛开了这一套模式，正是出于编写者对文学更认真的思考，对作家更真诚的尊重，在此基础上他们才具备了对文学写作的自觉意识。所以，他们从传记研究的独特角度来结构此书。主编在前言中说：“文学史从根本上说是由一个个具体作家的活动构成的，这种创作活动又是一个独特的毫不雷同的精神表现过程。时代精神和社会风云的变幻固然影响着每个作家，但这影响首先作用于作家的心灵，而后才能在作品中得到艺术的回应”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文学史只能是作家的历史，是作品的历史，和作家相比，和他们呕心沥血精心创造的不朽作品相比，所谓“时代背景”、“社会观念”等都是一些“氛围”式的东西，这些东西怎样隐秘地引发了作家的写作，是一个很难破解的谜语，而且这谜语只能透过作家的生命体验、感悟能力和表达方式，才能得到某些破译。《欧美文学史传》就是通过史与传的结合，试图把握住个体作家与整体文学传统的联系：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状况，由一则短文来概括来描述，然后再具体分析每个代表作家。如“崇古典标举理性夸帝尊”之下，就是“莫里哀嬉笑怒骂讽权贵”，“弥尔顿失明苦吟《失乐园》”……“风雷激荡欧陆崛起浪漫派”之下，就是“尚自然华尔华斯湖畔吟”，“激扬狂放拜伦讴歌自由”，“大仲马奇思驰骋《三剑客》……这样既突出一个时代普遍的文学特征，又呈现出这普遍特征和每个作家创作个性之间隐秘的契合。
一本文学史著作，必然追求自身的学术价值，但学术价值不一定以丧失趣味性为代价。多年来，我们确实是被那些枯燥乏味的文学史折磨得害怕了：一个作家激情澎湃的血肉之躯，被抽象为干巴巴的木乃伊；一部才华迸射的作品，被阉割成一堆毫不相关的文字碎片。理论教条、概念术语，再加上公文般的语言，好像不是为了唤醒读者对文学的热爱而是在扼杀读者对文学的热爱。这样的文学史又怎么能够让我们对文学有所领悟呢，它本身就是一面墙，阻碍了人与文学那种亲密的、活生生的联系。读《欧美文学史传》，我们有一种久违的畅快淋漓的感觉。这是因为，编写者对其描述对象，不仅有理性上的认识和洞察，更有着感性上的共鸣。那些伟大的作家才可能在他们笔下栩栩如生地复活，那些不朽的杰作才能可能被他们挖掘出更多的震撼人心的魅力。编写者对每位作家的介绍和评价，凝聚着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心血，我们在欣赏了他们流利而优美的文笔之后，更能接受他们的一些新鲜的见解。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”雅俗共赏”，而表现出这样一种可贵的努力：让文学史的写作焕发真正的生机，让文学史的写作本身也成为一种严肃的创作。当然，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要求，文学史的趣味性也不该以丧失学术性为前提。
《欧美文学史传》在多方面做的探索是有益的。它证明在文学史研究的广阔天地里可以大有作为。甚至不妨有一部或几部以作品为线索构成的文学史，对于广大读者来说，作品其实比作家更重要也更永恒，法国诗人保罗·瓦莱里说：“世界的存在是为了写成一本书”，那么，文学史把作品提升到最重要、最醒目的位置又有何妨？
